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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太阳娱乐在线网址:疏证发凡,的诸日译本

来源:http://www.shwjfkyy.net 作者:澳门太阳娱乐网 时间:2019-10-25 13:39

原标题:新知丨马恒;房鑫亮: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距今已六十余年了。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取而代之的著作来。我近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即以此书为纲要。深感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一、探索此书产生的过程;二、解释内容;三、证补资料。本文发凡起例,作为自序云尔。一梁氏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动机,见《自序》:西汶艺术网我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吾:“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予序,我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我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按:梁氏于1920年10月,撰述清代学术史。10月4日,梁氏与书张东荪:“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本文所引梁启超与友朋往来书信,都据《梁任公年谱长编》。以下不一一注明。《改造》,杂志名。)对此书的属稿,确也受胡适的影响。10月18日,梁氏与书胡适:“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拟抄一副本,专乞公评騭。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望弗吝教。”百里,蒋方震字。蒋于是年撰《文艺复兴史》,迭见于蒋致梁启超书。6月28日函:“《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7月2日函又云:“《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这书脱稿后,梁氏即为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决意分别刊行,而由蒋方震为之序。其文说:“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可相印证。梁氏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是在旧作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自序》:予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予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十一二而已。按:梁氏于1902年,始草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其中说:“我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是梁氏最早的设想,认为清学处于衰落时代。1904年,章炳麟所著《訄书》重版于东京,其中新增《清儒》等篇。梁氏参考其内容,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补写了第八章,取名《近世之学术》。其时间范围“起明亡以迄今日”。梁氏言:“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见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全集》。)其实,按顺序,本章应为全文之第七章。共三节:第一节,永历康熙间。第二节,乾嘉间。第三节,最近世。是时,梁氏已改变观点,认为清学处于复兴时代。但仍否定清学中坚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强调“遂民之欲”。梁氏斥之,谓“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至1920年撰写新作时,梁氏的观点已蜕变,大赞戴震哲学。对清学的分期已不再单纯按年代划分,而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显示“清代思潮”变化之迹。至于述吴皖两派师承关系等,则仍袭用旧作。此书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最后定名:《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11月19日《第二自序》: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按:张元济于1920年12月9日与梁氏书:“前奉书并《清代学术概论》大稿……稿已付印矣。”此书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发行至八版。张元济为该馆主持人。其后,梁氏继续从事清代学术史的撰述。1923年,拟辑《清儒学案》,未成。1924年,为纪念戴震二百周年生日,梁氏撰写《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又撰《戴东原图书馆缘起》等。其时,梁氏对戴学的评价比前更高,也更符合实际。原来,《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戴东原先生传》作了修改。“其弟子最著者段茂堂、孔巽轩、王怀祖及其子伯申,语其一曲,知或过师,虽然,未可云能传东原学也。”《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说,戴氏“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仅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铄往(附图),开拓来许矣!”(以上两文均辑入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是年,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授清学,所编讲义取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辑入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此书虽在资料上较为翔实,但其开拓之功,已不能超越《清代学术概论》。页码1 2 3 4 <

经典的另一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作者简介丨马恒,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07期。

摘要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引言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因参与政治而声名鹤起,进身贤达显贵,而又终于学人之身份。《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文,脱稿后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的《改造》三卷三、四、五期刊出。后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改为今题,并以“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为副标题,并与蒋著同被列入《共学社史学丛书》中。该书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仅11年间商务印书馆便印了8版,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程度。不仅如此,该书长期以来被视为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其影响延绵至今而未中断。

自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问世至今,不仅有诸多中文单行本,还有诸多外文译本行世,尤以日译本最多。迄今为止,该书共有5种日译本,即:1、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2、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3、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東華社1922年出版;4、山田勝美译注《清代学术概論》,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73年出版;5、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術概論——中国のルネッサンス》,平凡社1974年初版,1982年、2003年两次再版。是书有如此多的译本,实为梁启超所有著作中所仅有。是故,《清代学术概论》可谓是梁氏最为成功且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

“梁启超”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有关梁启超思想中的外来成份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各路思想交汇中的梁启超,其著作不仅对中文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传播至中文以外的世界,这一现象也值得关注并分析。《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中文界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对其文本在域外的传播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更全面与深入地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对于从日本接受大量思想资源的梁启超,其著作在日本刊出了五种译本,期间过往是非常值得分析与思考的。

一、《清代学术概论》在1920年代的中日两重形象

23岁时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而名声大噪之后,梁启超便成为舆论界的主角,而后更因为戊戌政变流亡东洋时借诸报刊文字宣传改良而成为当时的青年导师。辛亥鼎革后,梁氏虽沉浮于宦海之中,但仍对舆论有极大影响。金梁在当时即称其:“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1920年自欧洲回国后,47岁的梁启超绝意政界而改以学者身份现身。当时的文化界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彼时位于新学术、新思想中心的领导人物,是仅29岁由“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的胡适。但梁启超却并未被挤至边缘,其号召力与影响犹在。作为梁启超学生的梁实秋便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者无限的敬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阔,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上述梁实秋的描述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是故《清代学术概论》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是不难理解的。

该书在中国的畅销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在1921年7月出版的《史林》第6卷第3号,那波利貞(1890—1970)便介绍了《清代学术概论》,时距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仅半年。而在该书问世的第二年,便有三个日译本同时出现,分别是: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发表于《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由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由東華社1922出版。下文首先介绍该书的三位译者。

译者橘仁太郎,生卒、籍贯及生平均不详,仅知其曾活跃于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中国哲学界。其曾于1908至1909年在《哲学雜誌》上相继发表了4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此外,橘仁太郎当时对翻译梁启超的作品似乎也极为热心,除《清代学术概论》之外,其还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翻译为日文,均在《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上刊出。但因为橘氏的译本并非以单行本行世,加之其生平隐晦,所以橘氏翻译梁启超的这几种译本,今人所知甚少。

译者渡辺秀方(1883—1940)是京都府人。1906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国语汉文科卒业,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自1925年起返回早稻田高师部任教,后为早稻田大学教授、立正大学教授,主要教授中国哲学。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今天日本的诸多图书馆均有收藏,日本国国立国会图书馆亦将其电子化,成为其“国立国会図書館Digital Collection”在线开放资源的一种。

译者橋川時雄(1894—1982)是日本福井县人,著名汉学家。1913年毕业于福井师范学校。后毕业于二松学舍大学。1918年到北京,历任共同社、《新支那》报社、《順天时报》报社记者。1928年加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46年返回日本,后相继出任京都女子专门学校教授、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除翻译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外,还曾翻译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冯至的《杜甫传》(1955),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等。

与渡辺秀方不同,橋川時雄的译著录于谭汝谦所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但在日本国内却难觅踪影,在2004年出版的由島田虔次编译的《梁啓超年譜》中都说只见其目,不见其书。橋川译本虽与渡辺译本在同一年出版,但其传播程度却有如此显著的差别,或与两书的出版方式不无关系。从两书的版权页可知,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东京印刷、经由东京的読画書院发行,而橋川時雄的译本是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印字部印刷、经由东京的东华社发行。橋川译本的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当时的橋川時雄正作为《顺天时报》的记者身在北京,译本译出之后,并未寄去日本印刷,而直接在北京印刷,再寄去日本发售。这可能是造成其今日难觅踪影的因素。

尽管《清代学术概论》在其单行本出版后第二年便有三种译本问世,但三位译者在当时日本学界都不出名。作为译者之一的橘仁太郎生平隐晦,其译著不引人注意也在所难免。另一位译者渡辺秀方在翻译梁书时尚未获得教职,正闲居京都,即便在其1924年出版《支那哲学史概論》后,作为当时学术名家的宇野哲人都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该书作者。由此可见渡辺氏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地位,亦可想见其译作的影响所及。三位译者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橋川時雄。橋川時雄是著名的汉学家,然而,在翻译该书时,其虽与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多有交往,且其《陶渊明评传》也已刊出,但橋川在当时仅是《顺天时报》的记者,还未跻身大学获得教职,影响不大亦在情理之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整个社会的心态是倾慕西方,对西方哲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中国哲学。而对中国哲学仍有兴趣的人,也基本局限于专门的研究者当中,是故当时与中国哲学相关图书少有知名大学者的译本也就并不为奇。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不论是其中文本还是其译本,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既几乎不见称引,也几乎无人评介。可以说在当时日本有关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中,梁书的丝毫不见踪影,与该书在中国可谓是两重景象。

明治以后日本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汉学”“支那哲学”学派和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支那学”考证学派。前一派继承了德川时代以来的“儒者”的道德主义的传统,以宇野哲人为其代表;后一派接受了清朝考证的实证主义,把思想、哲学与其它广泛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而进行研究,以狩野直喜为其代表。而不论是宇野哲人还是狩野直喜,在他们有关清代著作中都未见梁书的踪迹。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在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风格与东京、京都两地的学风均极不相称。

宇野哲人(1875-1974)作为近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用西洋哲学的刀来切东洋哲学的肉”,具体而言便是“吸收西欧哲学的用语,赋予研究对象一些固有概念,明确其思想构造,并对这些概念的结构原理的自律性和相互关系作出考察”。但总体而言,宇野哲人观点倾向宋学,对清代考证学的评价不高,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失去了阐明圣人之道的方向,变成越来越没有用的学问。宇野的这一看法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考证学的看法正好相反。

狩野直喜(1868-1974)作为近代日本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其在中国哲学方面研究的学风是“祖述清朝的实证之学”,作为狩野直喜同事的桑原騭藏更是直言“狩野是考证学者”。狩野考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坚信“将一言半句相类似的话直接拿来比较、联系起来之时会导致非常大的谬误”。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恰恰是借用“文艺复兴”比拟清代学术,期间差距之大不难想见。

其次,与梁启超在当时日本的形象也不无关系。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至1911年民国成立的这14年间长期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皆以平易畅达之文笔,颂言革命、排满、共和,揭于《清议》、《新民》、《国风》、《新小说》诸报”,并借助这些报纸“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介绍西学、以全新的见解与方法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研究政治与经济上的各种实际问题”,所谓在日本流亡的时代“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而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又长期参与政治。而恰恰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给日本人的印象便逃脱不了记者与政客这两个标签。徳富蘇峰的《梁啓超君の淸代學術槪論》中的观点便非常具有代表性。

徳富蘇峰对梁启超完全以新闻记者、政治家视之,无怪乎他对于《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是:“梁启超这本书,总的来说,是新闻记者的观察。这样的评价显然与当时该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著作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生前在日本,并未被视为是学术界的人物。这一点在梁启超于1929年去世时便更为明显,当时梁氏离世的消息几乎未在日本学界引起任何波澜,而作为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同事的王国维,其于1927年去世时,日本学界对其纪念的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本国的重量级学者。两相比较,更可看出梁启超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形象。

最后,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见解在日本学界也并不令人感到新鲜。宇野哲人在其《清朝思想史论》中说:“像这样清代学术,随考证学的盛行,从现代追溯至古代,从明代之学一变为宋代之学,再变为汉唐之学,无论什么都溯古,溯古,越来越成为无用之学了。”

梁启超与宇野哲人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动向的总结不可谓不相似,只不过梁启超的落脚点在于“科学的研究精神”,并喻其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予以肯定;宇野哲人则视这一过程是“不论什么都追溯古代再古代,都是些无用的学问”,予以否定。

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比喻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以及称考证学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均受到井上哲次郎及蟹江義丸的启发。如井上哲次郎在其《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的结论中写道:“古学,是作为文学复兴(即文艺复兴)研究的结果而兴起的,结果便是追踪孔子而向上的溯古专研以外而没有其他方式,大概由于文学复兴,一时间我国的学者看破了后世的学问的谬误……在我国思想发展的顺序的确是一个进步,像这样,虽然将复古之学统称为古学,但在一定意义上则不如说是新学。”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论断与上引井上对日本古学的论断之相似更是一眼便知。是故梁书虽在国内风靡但在日本却无人问津便不难理解。

当然,梁启超在1920年代的著作在日本也并非都是如此冷清。比如1922年出版单行本以来同样在中国风行至今,也同样被视为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当时日本的反响便大得多。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该书虽然迟至1938年才由小長谷達吉以《支那历史研究法》为名译出,然而该书其实在发表的同年便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田中萃一郎在1922年4月的《史学》第1卷第3号“東西新史乘”栏目中介绍此书,并简述其优劣。随后桑原隲藏(1870~1931)亦在同年《支那学》第2卷第12号发表长篇书评《梁啓超氏の『中國歷史硏究法』を讀む》来评介该书。总体而言,不论是田中萃一郎还是桑原隲藏,虽都不同程度地对梁书予以肯定,但也都对梁书提出了不少批评,尤其是桑原隲藏的批评非常严厉。加之该文后又于1925年北京《现代评论》二卷49—50期中登出中译本,对梁启超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也引起梁启超的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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